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截至2010年,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占非洲总贸易额的10.4%,由200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290亿美元,涨幅超过10倍。日前,中国已有超过1600家企业在非洲大陆落户。中国非洲发展基金也已于2009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立。
然而,随着中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却引起了不少西方国家和个人的担忧和质疑――“圈地”、“新殖民主义”……种种批评声近几年来不绝于耳。
IMF非洲部主任、利比里亚前财政部长萨耶赫(Antoinette Monsio Sayeh)近日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萨耶赫看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体而言是积极的,中非双方都应该努力确保投资收益最大化。中国应该鼓励非洲国家推动改革从而为所有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并增加这一过程的透明度。对于西方国家的指责,萨耶赫表示这往往出于“固有成见”,更何况“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大合作伙伴……但这有时也会招致一些同样想要获得投资机会却无法得到的其他国家的嫉妒”。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期间曾担任利比里亚财政部长的萨耶赫,还曾领导该国成功完成了长期以来的夙愿――债务减免,大大强化了利比里亚的公共财政实力,并领导了公共金融管理改革。
记者:总体而言,中国在非洲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这一话题却越来越具有争议性,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批评声不绝于耳,无论是环境可持续性,还是认为中国在非洲投资忽视当地政治制度等。对此,中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前不久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政策进行了辩护。那么从IMF的角度来看,一些西方国家或个人对于中国角色的批评是否公平?中国的自我辩护又是否站得住脚?
萨耶赫:我认为,一些西方国家或个人对于中国存在一些固有成见,很可能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的固有成见。有时候固有成见之所以强势,是因为缺乏信息,或缺乏信息共享,而缺乏“硬事实”会导致固有成见不断滋生。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大合作伙伴,当然也会积极争取很多投资机会,所有这些都毫不意外。但这有时也会招致一些同样想要获得投资机会却无法得到的其他国家的嫉妒,你们看到这种反应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投资和贸易伙伴,中国应该持续鼓励那些撒哈拉以南国家不断深化它们在宏观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断改善面向所有投资者的商业环境。这样也会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更具可持续性和盈利性。因此,我认为只要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信息、中国更加积极鼓励非洲国家深化改革,那么外界的固有成见就会减少。
记者:你认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那么你是否看到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萨耶赫:我们谈的是总体情况。就像我们不能说美国在非洲的所有投资行为都是好的,我也不能说所有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都是好的。我们必须要看个别投资的具体事实。但中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所欠缺的关键融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的融资。至关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如何与中国共同努力将投资收益最大化。不仅仅是中国,非洲国家自身也应为中国引领这样的道路。这些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愿景,让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知道他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并且最大化双方收益。
记者:非洲和中国一些企业的关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为了获取非洲的资源,才过去为这些国家投资基础建设等项目。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萨耶赫:对于这类项目的透明度确实存在一些担忧,例如这些项目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具体国家的采购规范?协议签订过程多大程度上得以公开?非洲国家在和中国签订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应该增加可信度,这一过程越透明,它们的国民就越能够相信政府的可信度。
记者:但一些人担心,中国在投资非洲时往往容易忽视政治风险。
萨耶赫:非洲的所有投资者都面临这样的政治风险。根据我在利比里亚的经验,中国不仅仅是和政府打交道,也试图与各个利益相关者沟通,与各方协作来帮助利比里亚。与其他投资者一起,中国必须和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起致力于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框架作出永久性改革,而不是随着执政政府更迭而变化,从而促进投资的可持续性。
记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试图在非洲复制“中国经济特区”的模式,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萨耶赫:中国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一模式已经在中国奏效,而且也有可能同样在非洲奏效,所以中国才会有此提议。非洲国家的政府当局有责任作出回应,对他们自身的情况有所评估来决定是否适合这一模式。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都有责任做好自己的事情。
记者:从经济决策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通常做统筹决定,但非洲的决策过程会有所不同,那么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呢?
萨耶赫:“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工具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本身能够作为“经济特区”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私人部门投资者的整体投资环境改善能够促进生产和出口建设,而不仅仅在“经济特区”。这是最理想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帮助这些国家的方向,给予他们政策建议,将“经济特区”的特点拓展到整个国家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国家的一小部分地区。但有时这需要付出昂贵的财政成本,如必须给出的经济激励措施以及其他成本。同时,也有必要确保“经济特区”拥有很好的技术转移工具。有很多经验教训正在积累,一些是成功的经验,一些是失败的教训。非洲国家的政府在建立“经济特区”时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并充分意识到所涉及的风险,最大化收益。
记者:你在担任利比里亚财政部长期间,成功地帮助利比里亚实现了巨额债务减免。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控制债务、如何改善财政状况方面的经验?
萨耶赫:这是我在担任利比里亚财政部长期间的角色,当然我现在正站在IMF非洲部主任的立场上。我们与利比里亚的关系持续保持良好,并持续取得进步。利比里亚于去年6月达到了“重债穷国倡议”(HIPC)中的“完成点”(Completion Point),这意味着,对利比里亚的债务减免是永久性的,使得利比里亚目前的债务处于极低水平。不仅仅是官方债务,也减免了利比里亚的巨额私人部门债务。利比里亚也持续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成绩,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吸引了很多投资,最近一两年签署了很多包括铁矿石采矿、棕榈油在内的各种投资项目。在多年的停滞后,利比里亚现在已经开始出口铁矿石。因此,利比里亚取得了很大进步。
记者:你如何评价利比里亚和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类机构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萨耶赫:巴黎俱乐部向利比里亚提供了大部分的债务减免。在向巴黎俱乐部请求债务减免之前,利比里亚必须证明该国拥有改革的良好记录。利比里亚首先会参与IMF的“工作人员监控计划”(Staff Monitored Programme,简称SMP),随后申请“中期贷款”,获准之后,利比里亚才能向巴黎俱乐部显示该国现在已经拥有良好记录,让双边贷款的债权人建立信心,让他们相信所提供的资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良好的记录,而利比里亚做到了这一点,并得到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减免。不像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三番五次向巴黎俱乐部申请债务减免,利比里亚的债务是真的“减免”(reduced),而不是“重新安排”(rescheduled)。而在过去,“重新安排”要多于“减免”。利比里亚约95%的债务都被减免了,规模巨大,是有史以来债务减免规模最大的情况之一。
记者:在与巴黎俱乐部谈判如此大规模的债务减免时,是否遇到过困难?
萨耶赫:“重债穷国倡议”(HIPC)为具体国家获得债务减免应该满足怎样的条件设定了一个广泛框架,这个框架由IMF和世界银行批准。巴黎俱乐部的谈判是和那些债权人达成一对一的双边协议。IMF和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的减债幅度是基于巴黎俱乐部同意的范围,也要在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债务可持续性的范围内,因此这是双边债权人做决定的主要指导。利比里亚的债务减免进程很顺利,一些其他国家也同样成功获得了减免。这也是那些国家能够较好地应对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因为他们有更多资源,也有了进一步借贷的余地。因此,“重债穷国倡议”非常成功。
记者:正如你所说,建立良好记录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你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所作的重大贡献。
萨耶赫:我无法居功,因为我当时也是利比里亚整个团队的成员之一。我们当然也面临很多棘手的情况,利比里亚总统对改革作出承诺并持续进行监管改革,在她的领导下,我很荣幸能够对这一事业作出贡献。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伙伴的支持,包括当时的IMF、世界银行和很多双边债权人,包括中国。中国是利比里亚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国。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比里亚政府早期,中国是为利比里亚新政府执政初期提供少量财政预算支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