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因它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纷纷加强对非的科技合作,并将其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与非洲各国的科技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具体合作涉及农业、医药、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然而,总体来说,我国的对非合作仍处于“成长”阶段,在机制、方法上依然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在这方面,以“日本、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为标杆,中国还得先做一个“好学者”。
日本和英国:精准备
近年来,日本与非洲的合作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十分广泛。更重要的是,每一项合作都是“量身定制”且经过精心的准备。日本设有国际协力机构(JICA)专门负责执行援助计划,在非洲的26个国家成立了办事处,对非洲48个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援助活动。数量众多的办事处使得日本能够走近非洲人民,深入了解非洲各国的国情与需要,进而制定出有意义且更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日本还十分重视与政府的沟通,在合作之前了解政府所需所想,为工作开展铺平道路。
同样的,英国政府也深知准备与计划的重要性。在合作之前,相应机构往往会做好充足的调研工作,并制定出合理的计划。英国国际发展署十分重视战略计划的制定,它在 2011年发布了《2011―2015年非洲行动计划》、《2011―2015年非洲区域方案》等方案对未来4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指明英非合作的目标与方向。英国皇家在2011年召开了“乍得应不应该发展空间科学”的研讨会,对“非洲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科学”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研讨会的开展不仅可以避免“拍脑袋”现象的产生,也可以集思广益,找到最佳的合作方式。
充足的准备和好的计划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可以为未来的工作指明方向,避免走错路走弯路。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一是缺精心的调研准备,二是缺长远的规划。要想中非合作走对路而且走得长久,就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改进。
美国:多渠道
美国援助非洲的历史已有60余年,援助力度与规模都十分大。在对非科技合作中,美国政府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一方面,美国国家机构,如国际开发署、国家科学基金会、NASA等积极与非洲进行科技合作,推出了PEER、SERVIR、LAUNCH、GLOBE等科技合作计划;另一方面,美国还积极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援助项目对非洲开展援助与合作。而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和私人在援助非洲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美国有大大小小上万个民间公益基金会,相关的企业、公益机构、企业家、群众都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对非洲援助作出了不小贡献。此外,美国援助非洲的志愿者活动也十分活跃,目前与美国国家发展署有工作关系的志愿者组织就有300多个。由此可见,美国充分发挥了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多边援助的作用,构建了一个多渠道、丰富的助非合作体系,这也是美国一直活跃在与非洲合作的大舞台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国:重评估
法国政府建立了完整的对外援助管理与监督体系。由总理牵头、12个部委参与的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是对外合作援助的决策机构,除了年度规划的制定,该机构还负责监督各相关机构在援助地区和领域方面与优先政策是否一致。对外援助具体事务由法国开发署负责。法国发展署有很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这一部分要归功于发展署完备的评估与监督体系。这一体系覆盖合作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从项目的甄别、预评估、跟踪评估,最后到跟踪反馈。发展署会先深入合作国,与当地政府交涉并制定出合作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对项目进行甄别与预评估。同时,每年有约1/6的项目将接受抽查评估,评估一般由发展署的专家组独立完成,评估内容包括项目进展、实施质量等,评估结果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都将写入评估报告。此外发展署还会对项目实施后的影响力和效应进行跟踪评估。严格的监督评估体系杜绝了贪污、洗钱等非法现象的产生,也保证了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持续性。
韩国:抓重点
当各国大多将援助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合作这样的物质层面时,韩国将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面。韩国政府对现有的援助方式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援助模式――精神教育与技术合作,注重改变非洲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提高生产技术力量。
事实上,各国对非洲的援助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大量的人力、物资涌入非洲,但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甚至比20年前更穷。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援助无法解决非洲人民的问题,让他们掌握知识与技术才是必经之路。作为唯一一个从受援国变成援助国的国家,韩国清楚地知道非洲需要什么,准确地把握了问题的重点。它将教育作为合作的重点,在教育上的援助比例最高,占总支出的30.2%。韩国非常愿意与非洲分享经验与专业知识,制定了许多知识共享项目;并计划到2012年邀请5000名非洲研修人员到韩国接受培训;同时还通过建立学校、培训中心等手段来改善非洲教育。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旨在帮助非洲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摆脱依赖,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