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制造去非洲前景广阔

6月17日，《财经》杂志第360期发表题为“求索者林毅夫”的文章，该文陈述了林毅夫近年对非洲国家的发展繁荣与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去”的探索和研究。

以下为文章摘要：

初夏时节，北京大学朗润园古色古香，林木葱笼。林毅夫在办公室翻阅着手头资料，说道，“不久非洲一些官员要到中国考察制造业，我要给他们介绍这些企业的情况，他们一定非常感兴趣。”他刚从浙江考察归来，这些资料是有关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最新记录。

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那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多数国家原是殖民地，拷贝发达国家的体制。但近半个世纪过去，许多非洲国家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甚至出现倒退。南非政治评论家莫列齐•姆贝基感叹，非洲的一切是“从充满希望的开始到濒临崩溃”，他曾诘问：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改变？

林毅夫在世行任上，正是冲此诘问而去。他希望在非洲播种希望，找到一条后发国家的繁荣之路。

“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升级，一些企业到非洲发展前景广阔。”他再次谈起“领头龙模式”，认为非洲的要素禀赋符合承接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希望的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种的人。他坚信，繁荣求索之路在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将越走越宽。

非洲实验：践行“领头龙模式”理论

不久前，林毅夫又到了东莞华坚公司。这是他践行“领头龙模式”理论的一个实验。

这家制鞋企业自2011年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很快成为当地知名企业。“华坚的实践也证明中国传统制造业诸如纺织、鞋帽、眼镜等向非洲转移的经济合理性。”林毅夫说。

这要从他任职世界银行说起。林毅夫引导世行专家们研究中国、埃塞俄比亚、越南等国家制鞋业成本与生产率，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现状。2011年3月，他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分析了其皮革制鞋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以牛羊放牧为主，盛产皮革。他建议梅莱斯到中国针对皮革与制鞋业招商。

2011年8月，梅莱斯利用来华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邀请一批中国企业家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应邀访问的华坚公司负责人在三个月后，即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东方工业园”投产，招募几十名当地员工到中国培训。不久，华坚生产的皮鞋装进了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如今，华坚已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当地皮革品出口增长57%。

今年3月，林毅夫带领中国考察团再到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基地参观，公司已经雇佣了1600人，每天为GUESS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加工贸易类制造业逐渐向非洲低收入国家转移是有空间的。”林毅夫说。

这是林毅夫在世行工作四年的一个缩影。那几年，他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得最多的就是非洲——四年去了14次。

林毅夫发现，非洲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林毅夫意识到，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就是他提及的“领头龙模式”。

有学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非洲”提出质疑：中国制造业产能选择非洲的环境风险如何克服？非洲的基础设施能否承接中国制造业迁徙？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缺失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基本要素，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市场的联系等等。

林毅夫不担心，这是他主张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用意所在。他曾撰文提出，对这些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剂灵丹妙药。创业技能和投资资本缺乏一直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首要制约因素。如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该地区将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发挥“领头龙”作用，为参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创造条件。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建议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非洲的提案，获得意料之外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林毅夫的发展经济学观点在非洲颇有市场，其理论正通过金砖五国创建的南南银行付诸实践。一位非洲学者评价：“他总能带来希望。”这种思路也促使世行对以往的援助进行反思：一群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出一个源于发达国家的最优方案，输出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方案未必适合当地实际。林毅夫则推动世界银行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非洲，重构援助策略。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曾评价，“他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

林毅夫多次强调实证检验，他看到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缺陷是经验实证研究不足。对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素质。因此从世行归来后，他辞掉了大多数的社会职务，除了在北大教学，他愿意花更多时间到各地调研，希望掌握制造业的一线情况，并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牵线搭桥。

随着到非洲等贫穷国家的机会增多，他对减贫和发展有了新的思考。他看到，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此前开出的药方带来更多问题。他对流行已久的“华盛顿共识”深表质疑：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是否必须推行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体制，即实施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他为此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的发展历程，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通常来自想象，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他发现，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要识别并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并引领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