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增长来自于财富的增长,而财富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繁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带来的经贸繁荣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展开的。可以肯定的说,中国是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贸易爆发的最大受益者,而海上贸易是世界贸易的轴心,美国是维护贸易秩序的最大功臣。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财富不均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一国独力支撑国际贸易稳定的能力在下降,多元化的国际关系要求更多的平衡力量。很多国际政治家把这种力量缺失归咎于中国的不作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未来二十年世界贸易的轴心将会是什么?中国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难道也要像美国一样靠武力征服反对者?资本市场又孕育着怎样的投资机会呢?
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世界贸易的轴心将从单一的海上贸易,转为海陆贸易并存的东西方大交流,陆权将再次被提起和关注。只有“路权理论”才能找到化解政治冲突背后宗教冲突的路径——因而,未来二十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二十年。原因很简单,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持续降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传统武力强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讲究和谐共生的处世哲学。
未来二十年,全球将新产生至少十亿甚至二十亿中产阶级,他们巨大的消费潜力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持续的活力。因此,我不同意很多人每每提及中国经济,都充满了对所谓“过分依赖国际贸易”的诟病。要知道,只有生产全球有竞争力的产品,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走出“海权理论”的桎梏,则是贸易解放思想的核心。
海权理论的背景是文化的隔阂以及通讯手段不便造成的交流不畅。从经济学角度,大航海时代文明间的斗争,最佳路径就是通过武力进行消灭,以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古拜占庭的城市战争灭绝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此衍生了西方“非黑即白”的法权思维,而这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陆权理论正好相反。
秦汉时期乃至更早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欧亚大陆各个种姓、民族间的残忍杀戮,强者恒强的背后其实充满了不稳定,社会福利远没有最大化。佛教被改良后引入华夏,在儒释道三教融合过程中,相对封闭的陆权国家体系日渐强大,它能够吸收任何差异化的文明和宗教,包括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乃至后发的伊斯兰教。
今天,当我们从全球文明角度看待“新丝绸之路”,看待以阿富汗为枢纽的欧亚大陆经济时,中华祖先遗留下来的融合思想就显得格外珍贵。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亚五国,所传播的经济发展理念,其背后正是陆权理论的“大融合、共发展”思维,这并非前苏联和美国动用武力征伐阿富汗的海权理论的背景。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种文化融合下的贸易、经济发展并非都是利好,因为对于具体纠纷的判决,往往并无明确的司法体系,而是要考虑文化、宗教的立场,这给科班出身的西方金融家带来意外挑战。拿当前风起云涌的伊斯兰金融为例,以伦敦、香港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中心,要想拿到总存量2万亿美元的生意,必须对已有的监管法规体系进行修改,并对市场进行充分的宣传和教育,以吸引更加多样化的投资者。
另一方面,陆权金融的发展并没有侵蚀海权金融的利益和格局,因为贸易的多样化必然带来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对中国来说,海上出路和通道的重要性依然致命,毕竟存量规模巨大,非洲和东南亚的中产阶级消费增长,对中国的工业产能消化依然具有吸引力。如何保障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是十八大后中央政策的重要看点。
对于A股投资者而言,世界贸易轴心的多样化是一个长期值得关注的方向。就近期而言,中国战略的西部关注会促进铁路建设、西部基础设施等板块的活跃;长期来看,深海安全问题利好军工板块,中美欧共同维护全球化秩序。应该认识到,中美利益其实不存在根本冲突,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美都是有益的。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美未必一战以决定霸主地位,中美长期和谐共生,恰恰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陆权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