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安全事务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海外网5月8日电 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携夫人访问了非洲四国。有意思的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后，首次外访就去了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今年中国总理的首访地也安排在非洲，足以凸现这块日益繁荣的大陆，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中非之间的合作起步于政治领域，繁盛于经贸领域。近些年，随着双方关系的迅速发展，长期滞后、刻意受到限制的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开始浮现。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深化同非盟和非洲国家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为非盟在非开展维和行动、常备军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数量。”在会议上发表的《北京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非盟的支持和平行动，‘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建设，和平与安全领域人员交流与培训，非洲冲突预防、管理与解决以及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尽管难以同美、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和影响相提并论，中非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仍取得不少突破和进展。仅就去年而言，中国在非洲八个维和区当中的七个，派出了自己的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以及（或者）民事警察。其中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是中国首次向联合国非洲任务区派遣的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不仅如此，中国也改变了过去只派遣工兵、后勤、医疗队等的做法，第一次向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行动派出了安全部队。

从数据统计来看，中国向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 、南苏丹特派团、苏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四个维和特派团，派出的维和部队规模都在200人以上，其中联利特派团中的中国维和部队人数达到了564人。高峰时（11月）中国在非洲任务区的各类人数是1589人，最低（12月）也有1160人。

与此同时，北京也加大了对非洲冲突国家和地区建设性介入的力度。自2007年中国政府设立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以来，中国在非洲和平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积极，更加主动。2013年，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在非洲来回穿梭十多次，在多个国家进行斡旋调停工作：1月29日出席马里问题捐助方会议，向“非洲领导的驻马里国际支持特派团”提供支持和援助；2月底访问了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三国；4月17日会见美国白宫国安会非洲事务高级主任哈里斯，并出席南苏丹经济伙伴论坛；4月23日分别会见苏丹副总统哈吉、外交部次长 奥斯曼以及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钱巴斯；5月9日出席索马里问题伦敦会议；10月24-28日，先后访问了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会见了塞外交部代总司长萨维和利代外长格里斯比。

12月南苏丹爆发冲突，数百名中国石油工人撤离时，钟特使迅速做出反应，当月29至30日，出访南苏丹，就南苏丹局势同基尔总统交换看法，并分别同美国两苏问题特使布斯、美驻南大使苏珊、欧盟非洲事务特使隆多斯就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除了钟特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访埃塞俄比亚时，也专门分别与在埃塞参与和谈的南苏丹冲突双方谈判代表会面，听取双方对当前情况的介绍并分别做促和工作，支持当地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中国尤其支持非盟及非洲其他次区域组织，在该地区和平与安全事务当中的主导作用。2013年，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框架下，北京拓展并深化了同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分别向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马里的维和行动，提供了物资和现汇援助，并加大了对非盟和非洲有关次区域组织在反恐领域的支持与合作。在最惹人关注的南苏丹冲突中，作为最大石油投资国的中国，在派出钟特使赴南苏丹及周边国家促和斡旋的同时，还积极支持非盟以及“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开展调停斡旋工作，并予以能力和资金上的各种支助。

北京对非洲安全事务的积极参与，既是中国能力提升的表现，更与其在非的利益拓展以及大量中国人对非洲事务的深度参与密切相关。2013年，双边贸易额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五年稳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多达2500家，签订承包合同金额接近4000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则超过250亿美元，在非洲的中国人也早已突破100万。去年访问非洲期间，习近平反复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这一新提法不仅彰显了中国对非的重视和政策倾斜，也突出强调了两者间日益紧密的利益关联。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2011年的苏丹南北分离，以及2013年南苏丹内部爆发的冲突，都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非洲不再遥远。

对非洲安全事务的积极参与，自然对北京之前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构成挑战。部分源于这种因素，中国目前在安全事务方面的参与仍同美、欧有较大区别：中国更喜欢在多边框架下发挥作用，尤其是透过联合国、非盟以及区域性组织间接发力；在多边机制难以及时奏效时，则更强调外交方面的斡旋和调停，通过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来施加影响。因而，这也并未对北京坚守的原则构成实质挑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很多时候并不愿意主动发挥影响力，“被邀请”式参与仍是主要特色。

不过，随着中资企业的扩展和投资的扩大，在介入和权益保护之间，北京将越来越难以超然和轻松。目前，很多投资和企业分布在以国家治理能力弱化为典型特征的“弱国家”，它们是冲突和无序暴力的主要温床。如何协助这些国家强化其治理能力，并在这方面提供更多有效援助，可能不失为解决当前中国在非安全难题的一种办法。

作者任职于中国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