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飞：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内容提要：本文展现了通过媒体折射出来的非洲当地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多数报道比较客观、公正。非洲人有自己的眼睛和理智，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对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心存忌惮，非常注重独立自主。因此，他们需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同时又不无顾虑，特别是当中国只传递出经济巨人这个单一形象之际。因此，他们对中国有肯定和感激，也有否定和指责。针对负面形象，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一种国际意识;对于正面形象来说，中国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两相参照，彼此助益，才能令中非合作之路更为平坦。
　　关键词：中非关系 中国国家形象 非洲本地视角 中国对非战略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非关系日渐升温，经济合作愈加多样化。中非贸易额自1990年开始，每10年增长10倍，1990年不到10亿美元，2000年达到100亿美元，2010飙升至1270亿美元，2011年则已超过16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也已经变成中国的主要投资市场之一，超过1700家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政治交往也不断加深。2000年至今，每3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2012年8月27日的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的召开则意味着中非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中非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羡慕和嫉恨。西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非议中国对非战略，“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漠视人权论”等不绝于耳，中非合作关系愈密切，这种论调重复出现的频率和调门也就越高。近年来，一些中国人在处理与非洲某些国家当地民众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当之处，并成为口实。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受到不少挑战。
　　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大多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倾向于强调中国对非战略“受私利驱动”，指责中国重回非洲只是为了牟取大量能源，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此类例证：中国在安哥拉“攫取”原油，在津巴布韦“攫取”铂金，在刚果“攫取”木材，在赞比亚“攫取”铜，在南非“攫取”铁，却常常不顾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权和腐败问题。美国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则在一份报告中坚称，中国“错误地承认非洲的独裁政府，称赞其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并支持这些国家。中国在非洲重新拓展利益的最恶劣影响在于，鼓励了非洲最专制的政府，扩大了‘失败国家’在非洲出现的可能性”。
　　与之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和学者一直为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正名，驳斥各种“新殖民主义”论调。他们全面客观地阐释中非能源关系，用翔实的数据展现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解释中国在非洲的具体政策，如不干涉政策、人权与援助政策等，并倡导中国与西方在非洲进行合作。
　　然而，中方、西方都是当事人，自家之言难免“有失客观”之嫌，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为了初步呈现非洲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本文查询了非洲5个国家的5份英文报纸的电子版( 包括一个新闻网站) ，以“中国”( China) 、“非洲”( Africa) 、“相应国家名称”为关键词，每家媒体提取检索结果的前100项，共500篇报道。有些报纸提供最近3个月的检索信息，有些提供最近3年的检索信息( 截止于2013年8月中旬) 。尽管此次检索范围有限，媒体视角与普通民众亦有差异，但这些检索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到底如何，这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塑造更为积极的中国形象。
　　5个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选取这些国家的理由有三点。首先，就地域而言，这5国涵盖了非洲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其次，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往来密切。根据2012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排名，就新签合同额一项而言，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排在第一、二名;就已完成营业额一项而言，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分别排在第一、四名。选择赞比亚是因为坦赞铁路，选择津巴布韦则是因为已经再次连任的总统穆加贝，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颇具渊源。选择南非，除它也被纳入金砖国家外，还有一个原因，沙伯力与严海蓉2010年对非洲9国的一项调查显示，9 国中只有南非的受访者因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中国，而大多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效仿，因此预期在南非可以听到更多异议之声，而调查结果却有不少不符合该预期之处。最后，本文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这几国的新闻的网络版较易查询，便于检索。
　　选取的报纸均为综合新闻媒体，包括尼日利亚的《抨击报》( Punch) ，这是一家私人报纸，创刊于19世纪60年代，每日24版，有统计显示该报发行量为10万份，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3年5月至8月;南非的网络新闻iafrica. com，它是南非的一个主要新闻网站，议题广泛，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1年2月到2013年8月;赞比亚的《邮报》( Post) ，它是赞比亚的一份重要的独立报纸，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0年1月到2013年8月; 安哥拉的“安哥拉新闻社”( Angola Press Agency) ，这是安哥拉的官方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0年12月至2013年8月; 以及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 Bulawayo) ，它是津巴布韦的在线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1年1月至2013年8月。
　　经济独大
　　检索的500篇报道涉及经济、政治、体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几乎所有国家的报道都是以经济为重，政治为辅，其他信息涉及不多。采用相同检索方式检索同期涉及美国的报道，则有明显不同。以检索结果读取方便的南非的iafrica. com 和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为例，两者针对美国或涉及美国的报道各100篇，其中iafrica. com 关于美国的经济类报道仅占16%，与旅游类报道(17%) 相近，而体育类报道则占到48%，政治类只占6%;《布拉瓦约》关于美国的报道中，经济类占17.5%，与以音乐交流为代表的文化类报道( 13.75%) 相差不大，而政治类的报道则占到46%，其中大量内容涉及美英等国对津巴布韦选举和政府的批评。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经济类信息占据了1 /2 ，包括：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并购、开采矿山、建设工厂、中国给予当地的优惠贷款、与中国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总额等。政治信息不到20%，多为国事互访;还有一些评价中国的国际作用的政治新闻;另有个别信息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导致了当地的政治腐败”。体育类约为10%。文化、科技、医药、教育及其他类新闻共百篇左右。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见，中国传递给非洲的主要还是经济形象。当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非洲需要“钱”来自我发展，而中国已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逊色太多，不过美国比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更加丰满。所以，我们有必要积极调整对非策略，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让中国的人文形象也在非洲鲜活起来，否则，中国积极、飞速的发展留给他人的“希望情感”很可能转化成令人生畏的“恐惧情感”，这种风险其实已经在非洲初露端倪。
　　有褒有贬
　　就新闻性质来看，此次检索的信息包括客观报道和主观评价两种，其中客观报道事实本身的新闻占大多数。另外一部分是主观评价的新闻，这类新闻量很少，内容与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一致，非洲人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有褒有贬，既非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积极，也非西方学界、政界那样一味地批判。综合而言，对中国的批评集中在四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国商品量多质差;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规。这种状况一方面与西方的扭曲“宣传”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的行为不当不无关系。首先，明显可见的是这类负面报道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可谓完全一致，这绝非全然的巧合。西方的舆论界早已为非洲的媒体做好了铺垫。有明确的数据显示，非洲一些国家基本在充当西方大国的信息二传手。
　　本次检索中，虽然各个媒体并未出现大量转载西方媒体新闻的情况，但能显见西方媒体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此次检索结果中，尼日利亚《抨击报》新闻的引用来源包括美国的彭博新闻社、《环球金融》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等;南非iafrica. com 的引用来源有彭博新闻社、《纽约时报》、道琼斯通讯社等;赞比亚《邮报》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经济学家》;津巴布韦《布拉瓦约》的引用来源包括《纽约先驱报》和英国《卫报》。其他引用欧美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或者金融组织的信息的报道未作一一统计，尚不在列。对中国而言，在西方几个大国占有国际媒体资源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我们对非新闻传播的“落地入户”工作依然艰巨，不过已经出现契机。非洲媒体也已经意识到：因经费问题，英法在非洲的传媒能力正在“缩水”，而中国则正试图通过传媒手段一方面加强中非联系，另一方面抵抗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
　　其次，就中国自身而言，在非洲销售的商品质量较差、在非洲工作的人员素质不高都是现实问题，尽管只是个案，但通过媒体的传播，就可以被无限放大。目前，中国正面临新的挑战，正如非洲媒体所指出的，中国正失去其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这也正是中国的新机遇，可以促使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向新经济转型。非洲媒体对华为公司及其产品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非洲人对中国商品的认知和评价。而华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贴着中国标签的“商品”，它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服务和融入”的理念。华为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通过培训进行的属地化管理模式，都是华为在非洲收到“鲜花与掌声”的必要因素。
　　属地化管理有助于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走出去”，也有助于减轻当地人对“中国向外迁移过剩人口”的印象。其实不光是非洲，有中国“工程大军”走过的地方，如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当地人都可能产生类似的“担忧”，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数字的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投射。属地化管理自然可以减少这种“认知强迫症”，但也面临诸多跨文化的屏障，比如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法律( 尤其是当地的劳动法) 等，特别是后两个方面，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这一点我们在非洲有血的教训。因此，在走出国门之前，我们还需要用“知识”武装头脑，中石化所进行的“跨文化培训”就是很好的做法。
　　在非洲，以明确的语言赞誉中国的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中国本身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的肯定;肯定中国通过投资、援助和商贸等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西方国家相比，肯定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伙伴。
　　正是因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肯定，非洲国家才呈现出愈加强烈的“向东看”的趋势，它们希望能够通过借鉴“中国模式”来摆脱贫困的现状。在此次信息检索中，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媒体都提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科技进步迅猛，值得借鉴和学习。尽管在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中，南非受访者大多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在南非媒体中关于借鉴中国的报道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倚重整合的国内市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农业改革等，南非可从中有所借鉴;南非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向中国学习，以期赶超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解决劳动力问题、发展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发展经验方面提出要向中国取经。
　　中国经济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让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思考“西方化”是否是唯一的“华山之路”。中国的发展经验至少为它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正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所言：“中国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中国向非洲展示，非洲可以渡过经济难关。”尽管冯·戴克( Van Djik) 认为，非洲缺少中国获得成功的诸多前提条件，比如稳定的政府、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复制中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北京共识”并非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模式; 但非洲可以从中国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同样弥足珍贵。总之，不管是否认同“中国模式”这种提法，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在两次大型国际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都需要得到正视，总有一些经验可循。中国可以在人力资源发展、治理能力以及技术培训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

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 Aid Data) 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2000年至2011年，中国向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个项目，涵盖非洲社会的方方面面，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这也就是说，非洲54国中只有3个未接受过中国的援助。这就可以理解，在此次检索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尽管出现频次不高，但在各国媒体都有报道。
　　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我们的对外援助主要有八种方式： 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在此次检索中，并未涵盖全部八种方式，其中优惠贷款提及次数最多，其次为援建基础设施( 包括航站楼、水电站、水坝、学校等) ，再次是技术合作和实物援助等。这些援助体现的是“钱”力有余，技术不足。因此，在非洲人民中间难免出现异议之声。比如面对优惠贷款，媒体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可能出现的严重贸易倾斜以及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表示了警惕。在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援建方面，则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诟病。在有关中国援建非盟大楼的报道中，也没有出现我们所期望的高度评价，甚至有文章称：“非洲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为什么要依靠中国?”还有一种声音也在非洲变得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总是说中国援助非洲，中国从非洲所获得的难道还少吗?”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认为，对外援助旨在彰显经济能力和技术成就。从检索结果来看，至少非洲人认为中国更多地是在彰显经济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应该考虑淡化对“援助”的“宣传”，强调互利共赢的目标，以技术合作为主、经济为辅，比如在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培训人才、输送医疗队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通过“援助”获得“威信权力”。
　　最后，这五大媒体在对比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活动中，基本都给予中国更为积极的评价，即便是批评中国，也没有更为肯定西方的影响。这与2007年以来皮尤和盖洛普等在非洲做过的几项大型民意调查的结果比较一致。简单来说，就是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比对美国的认知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可能与中国始终与非洲站在同一队列有关，比如很多媒体谈到中国在建国初期对非洲民族革命的援助，还有媒体认为，有过半殖民地经历的中国与非洲有着更多共鸣。另一方面，这一检索结果也的确证实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好地坚持了“休戚与共”和“互利共赢”的原则。无论中非关系如何发展，这条原则必须一以贯之。
　　结语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非洲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朋友之间如果仅凭革命时代创建并传承下来的“战友”情谊维系，不努力加以妥善的维护，这种友谊终会变得淡漠直至消逝。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之下，中非人民同样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加深互信、增进理解。只有如此，中非情谊才可能代代传承。总体而言，在对非公共外交的战略选择上，中国不仅要“走出去”，凭借“外推模式”提升公共外交的广度;还要“引进来”，建立“内引模式”的制度机制，推进公共外交的深度，从而进一步增强中非友好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