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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谈创新|非洲通讯大佬:移民与创业精神

时间:2015-01-08 09:23:12   作者:   来源:

穆罕默德 易卜拉辛(Mo Ibrahim),1946年出生于苏丹北部。1968年毕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获得了电气工程的学士学位,此间获得该校的奖学金。在喀土穆为苏丹的国家通信公司工作了几年后,他去了英国学习移动通信。刚开始在布拉德福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后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博士。他在英国电信工作了几年,随后因愤懑而辞职了。1989年,他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国际移动通信系统(MSI),为蜂窝网络提供软件和建议。他的第二家公司——塞尔特(Celtel),创建了它自己的跨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蜂窝网络,最终服务14个国家的2400万消费者。在2005年,他在卖掉塞尔特(Celtel)公司后,建立了穆 易卜拉辛基金,发布非洲国家治理指数,现金奖励那些和平离任的非洲领导人。
易卜拉辛11月份与《外交》杂志副执行主编斯图尔特 瑞德(Stuart Reid)进行了交流。
创业者的品质
记者:对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有哪些?
易卜拉辛:尝试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的主动性。拥有自我信念、无所不能的精神,和一切皆有可能的想法。然后还有要注重的一点:如果一旦开始了,你就要努力吃好、喝好、睡好。
记者:创业者的成功归结于他们自身的品质还是他们所在的环境呢?
易卜拉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25、26岁离开苏丹,如果当初留下的话,我最终也不会成为企业家。你拥有品质,但是如果你缺乏环境因素,你也会失败。就像鱼一样,把它从水里拿出来,它也活不了。
记者:为什么你说要是呆在苏丹,你不会成功呢?
易卜拉辛:这是一个政府控制生活方方面面的令人窒息的社会。你拿不到提供给任何项目的资金,也没有支持你的基础设施。同时还面临获得一份政府工作和生孩子的巨大社会压力。
记者: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过你认为自己会失败的时候吗?
易卜拉辛:很多次。有好几次我们真的没有钱了。我们的问题总是资金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翻倍我们的投资,因为这也是增长得以产生的方式。金融市场对非洲或者电信不是特别友好。记得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时候电信产业在资本市场损失了2万亿美金。我们受到了双重打击:既是电讯公司,又是非洲人。
国家与创业
记者:有一些非洲特有的对企业家的限制吗?
易卜拉辛: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是总体上来说,是缺少基础设施,例如优质道路和能源。这是个妨碍。我们有这么多无线电基地台,这些站点必须无处不在以此来进行移动通信。大多数站点没有能源,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发电机。如果你用发电机,你需要为发电机准备后备能源,同时也需要电池。你需要人力每天早上去每个站点提供能量,放在电池里。这些不是可以轻易进入的地点,想象一下你只是为了持续提供服务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所以缺乏基础设施是个问题。它是可克服的,我们也克服了。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在我们解决提供和维护发电机的方面,它在每个国家,在我们身边,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商业交易。
记者:你们不需要基础设施,这对你们有帮助吗?
易卜拉辛:重要的是对这个服务的极大需求。非洲是一个很大的洲,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有300万固定的线路,服务超过9.5亿人。刚果有3000条固定线路,但是服务5500万人。邮政系统不行,除非你高兴为一条信息等上一个月。道路在非洲不实际。如果你想获得从A地到B地的信息,实在是让人头疼。所以打电话是很贵的,因为缺乏选择。但是铺设光纤或者镀铜这么广阔的区域并连接到每个家庭,实在是太贵了。如果你建立一个移动电台,很快你就可以服务100英里内的每个家庭。在几个月内,你可以覆盖首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条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因为科技满足了需求。
记者:非洲和发展中国家能需要采取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创造一个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环境呢?
易卜拉辛:法治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为了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家,我们需要法治。同时法治并不仅仅是制定一套漂亮的宪法或者一套法律。法治也与司法的独立性有关。它与体系有关,与对权力、人权、社会权利、经济权利等的尊重有关。
记者: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是否经历过在一个国家因为没有强大法治而遇到困难?
易卜拉辛:当然。在塞拉利昂和刚果内战期间。有助于我们的是,所有竞争的党派都认知到一点好处:他们真的很需要移动通信。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从来没有被破坏或抢劫过。
在其他国家,当我们去的时候,电信产业是被政府垄断的,问题来源于缺乏对私营部门角色的赞赏。他们把我们当做竞争者。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三个国家,遇到过三次我们不得不因为合同违约,把政府告到当地法院的情况,但在三个案子里,我们都赢了。这说明,即使行政机构有时行为不当,但只要这个国家有合理的法律就不要紧。
记者:当政府官员要求你的员工贿赂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易卜拉辛:我们刚创业的时候,与董事会有过讨论。我们说:“董事会坐在精美的舒服的欧洲总部发表反腐的声明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为当地的人提供支持。”因为谁会承受贿赂的压力呢?不是公司高层的人而是运作公司的人,并且运营事实上是由CEO领头的当地公司操作的。我们想出的计划非常简单。我们说CEO和当地的管理层没有权利签署超过30000美元的支票。这是特意用于当一个部长或者高级员工来对CEO施压的时候,他可以说:“你要两百万?我需要写信给董事会批准。”
企业主的管理经验
记者:你的背景是在电气工程领域,你如何运用专业知识运作你的公司?
易卜拉辛:我创建的第一家公司,MSI,是一个咨询公司。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读资产负债表。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只想要我的自由。英国电信是一个很大的官僚机构,而且也不能看到通信产业的未来。我受够了在那儿工作。所以我说:“好吧,我所知道的就是创建网络,我就做这个。”
随后我有太多的工作了,我没法自己一个人解决,所以我雇了更多的工程师。我没有市场营销部门,我没有人力资源部,我没有金融部门。我们只是一帮卖自己服务的工程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有了主要的运营业务。我知道我没有商业背景,所以我需要寻求帮助。但是在先前的几年,我管理公司的现金流通,这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发现这只是常识。同时我让我公司里的每个工程师都成了股东。这是我感觉最深的一点——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有敬业精神的团队。这被证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很高的提留率和员工的全心全意的奉献。我是伦敦商学院的董事会成员,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在这里或那里做关于企业管理的讲座,但我并没有任何商业培训,但是这在我看来,这是必要的东西。我们不必用太多哈佛商学院或者伦敦商学院的学习来困扰我们自己的头脑。
记者:创始人能成为好的管理者吗?
易卜拉辛:这得看情况。我不是那种独裁的类型。我不自负。作为创始人,如果你不自负,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管理者因为你愿意倾听。一旦你倾听所有人的声音,随后做出决定,那么我们所有人需要朝那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公司怎么向前走的。如果你不让你的自我意识夹在你和常识或者建议之间,那创始人可以做好的管理者。
记者:创业有多重要?不只是对于公司和产业而言,而是对于整个经济?
易卜拉辛:很重要。工作从哪儿来?政府不会产生就业。非洲政府是臃肿的,需要裁员,而且大多数工作是被小型企业创造出来的。到处都是这样,甚至德国和欧洲,还有发达国家经济,都是小型企业在创造就业。
记者:政府能做什么来提高创业的规模和质量呢?
易卜拉辛:说实话,我认为在支持发展创业环境外不需要再做更多。非洲与美国有点不同,因为你处在一个不同发展平台。创业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你的国家,你的国家有一大堆提供风险投资家,这是在非洲所缺乏的。诚然,政府不能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政府没有资格做这个。否则,你会因为大规模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不幸灭亡。
教育系统同样也很重要。在非洲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有一个问题的。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教育系统是为了创造能帮助殖民统治者管理者的文员。所以重点在于工整的笔迹和如何写好的报告之类的东西,而且如果你走的更远,你会学习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当70%的人靠土地为生的时候,百分之二的非洲大学毕业生学习农业。很明显,我们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培养了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少。有趣的是,30%的毕业生只是学习文学,但是如果你没有技术,你怎么建造发电站、修路、造大坝,建设这个大洲?
政府的角色
记者:塞尔特(Celtel)公司的一部分资金以发展基金的形式来源于政府。政府能扮演早期的投资者角色吗?
易卜拉辛:不能,因为国家没有钱,却有这么多需求。如果你管理着像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这样的国家,你就有健康、教育、道路和能源的需求。你还有多少空间来支持那里创业呢?从财政上来说,是很困难的。
不要忘记这些人放弃了许可证以使用电信因为他们自己干不了。电信产业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是政府运营的部门,最大的客户来源是其他政府的部门。政府部门从来不付账单,因为如果你是教育部部长,你需要建学校,你需要出版图书,你需要给老师薪资。你知道电信没法切断你的服务。这就意味着电信部门极度缺钱,所以他也没法去投资像移动通信这样的新科技。记住,一开始每个人都认为移动通信是精英人士的东西,而不是普通大众的。所以政府很方便地说,“好吧,我要集中在基本服务上,让那些疯狂的投资人去试试吧。如果他成功了,我就会向他要很多税款,从他身上赚钱。”
记者:你已经在很多国家有业务了,这些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更容易创业吗?
易卜拉辛:是的。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与法治有关系的。事态明朗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公开和干净的竞价和许可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被繁文缛节所包裹,这真的很重要。一些国家很直接,政府也能理解我们要做的事并给予我们支持。在一些国家,我们受到了质疑——任何来这里的商人基本上是小偷,必须仔细地监管,如果我们能压榨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这就需要时间去建立理解,说明你不是小偷,你所在做的是必要的服务。然后他们就会爱上你,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移民的创业精神
记者:少数民族能成为非洲一些区域最显著的创业者,比如东非的南亚人、西非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这些人会因为是被政府怀疑是外来者而受到约束吗?
易卜拉辛: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涉及贸易、制造业、交通、服务业等等。他们是创业者,很大地帮助振兴了经济。我认为移民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很好的资源,因为他们的本性,他们具有创业精神。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离开家乡,跳上船,去其他地方远离你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全新的生活——这展示了个性。不管是哪里的移民都是对东道国的绝好的红利。当移民对商业来说是绝佳的资源时,有时,反移民情感在欧洲或美国的上升让我感到吃惊。
非洲唯一的不同是,很多移民不必把他们自己完全融入到这个国家。他们保留着护照,很少有人会取得当地国籍。你会发现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家庭依然是黎巴嫩或者印度的护照。这就产生了你是不是国家的一部分的议题。这是可理解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确定以后的政治情势。
殖民的影响
记者:有观点认为非洲缺乏民主,你觉得这种观点是公平的么?
易卜拉辛:我不认为是公平的。事实上,在我们的指数中,参与度是提升最多的参数之一。很多非洲人事实上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当中。当然,仍存在一些国家的总统不肯离职。权力是很有诱惑的。如果你控制了一个国家一段时间,然后你就感觉自己不可或缺。你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当然一些领导者也犯罪,他们手上沾了鲜血。或者他们有秘密账户,藏着偷来的钱。如果他们离开,人们就会找他们算账,所以他们索性就不离开了。像在苏丹,如果你离开,你最终就会上国际刑事法庭。大权在握是对抗法律制裁的一种保险政策。
记者:如何说服领导者卸任呢?例如卢旺达和刚果的总统都暗示过,他们会改变宪法从而留任。
易卜拉辛:这两个是不同的情况。我知道有些针对卡加梅总统的批评,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他真的设法引导了他的国家,在卢旺达的发展上做的很成功。人们很崇敬这点。这应该是他的遗产,我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刚果有点不同,因为我不认为刚果总统在建设国家上是成功的。刚果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国家。我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总统和平地离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好的领导人。这个国家需要以某种方式重新凝聚起来。
记者:此时此刻,殖民时代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易卜拉辛:殖民因素使事情变复杂了,因为它创造了很多虚假的边界。现在很多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没有按照人口划分或者自然地理特征。这是在殖民地化的竞争中,妥协于不同的殖民力量的结果。这些交易有时发生在晚上一顶帐篷里,两个喝醉的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喝着杜松子酒,拿出地图,在地图上画着线。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缺乏民主运动的自然发展。
记者:创造性破坏对经济、社会和就业总是有利的吗?
易卜拉辛: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知道现在的争论是关于新科技是否摧毁了就业,可能现在还是莫衷一是。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过去所有的大破坏,一开始会有巨变,但是随后以某种方式,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的破坏性科技,我们能设法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伴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的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些未知的海域。少数能够适应开发并且与这些新的人工智能机器工作的人会变得富有,然而大多数人会没有工作,我们会以这样的社会而告终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很担忧。
【本文首刊于《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2015年第1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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