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非合作的世界体系结构分析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但这些解读几乎都是在国家（或单元）层次上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体系层次上解析中非关系得以全面发展的原因，从而说明深化中非合作的必然性。本文从学理的角度，分别讨论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它们的结构对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意义。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中非合作的发展演进

从理论上讲，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国家开展合作，能够使双方取得的收益最大化。用此观点看待合作，中国、非洲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意愿取决于双方，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非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非一直没有被发达国家视为平等的合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非洲国家独立之前，中国和非洲国家被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强行拉入到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为体系中心国家（宗主国）服务的外围国家，并作为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为西方中心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其结果是中心国家的繁荣、发达、强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贫穷、落后、虚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在以权力决定利益的现实主义国际（世界）政治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国家向中国和非洲国家施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干涉中、非国家的内政。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非洲国家仍然是它们原料的来源、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中国则因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独立后或建国后几十年，为防止西方国家对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干涉，为避免在世界经济中遭受中心国家的剥削，中国和非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封闭式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十分有限。

在封闭式发展走入死胡同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战略，不断向中心（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收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实现了与中心（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初步合作，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1989年中心（发达）国家却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联合制裁中国。导致刚刚开启的中美合作、中欧合作、中日合作不仅停止，而且出现了大倒退。非洲则由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停滞和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

在中心国家的巨大压力下，谋求发展的中国开始了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的积极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寻求与非洲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合作。

中非合作是起始于20世纪南南合作的继续和发展。早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就提出了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这是独立以后亚非拉国家摆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困境所选择的现实道路。其主要机理在于：其一，国际（世界）政治两极权力体系及其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抵御两个军事政治集团对其政治经济独立的威胁；其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中心—外围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南南合作有利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因此，集体自力更生的南南合作理念不仅是基于那个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当时发达国家对与中国、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不平等地位和待遇的抗争。

鉴于上述机理，同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然而，20世纪在此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却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发展战略和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不仅因为在殖民统治时期留下单一的经济结构以及与宗主国的依附经济关系难以一下子得到改变；而且因为当时中国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合作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与非洲许多国家相似，相互经济互补性很差，合作的领域也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贫困，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力不从心，难以在对非合作中有所作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济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就纵向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在每个层次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就横向国际分工而言，中国在许多产业都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些领域还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非洲国家在经历了“被边缘化的十年”后，它们开始打破原有的合作思路，寻找能平等相待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巨大的变化，无疑吸引了众多的非洲国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积极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了较深入的合作，使传统的双边合作发展到多层次、全方位、多边机制化合作的高度。

在双边合作中，中非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冷战刚结束时，面对美国联合盟国制裁中国的局面，非洲国家领导人率先访问中国，打破了西方的图谋。此后20年，双方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沟通信息、交换意见、澄清认识、协调立场、扩大了解、增进友谊，成为了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确定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科文卫和社会、和平与安全等30个领域的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中国与非洲互惠合作，促进了双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双边贸易的跨越式发展。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2013年增加到2100亿美元，2014年继续增长。在经济合作的互动中，中国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在对非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中国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表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了非洲国家的赞扬。

在国际事务中，中非击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维护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如在中国核心利益的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给予中国有力支持，从而十多次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和台湾当局所谓“重返”联合国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仗义执言，捍卫和支持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合理主张，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为维护非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迄今已参与16项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目前在非洲共有1800余名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0年中非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多边合作机制，不仅把双方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而且为中非共同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谋求共同发展构筑了框架。随后确立了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机制。在已举行的五次论坛会议中，每次会议都对未来三年中非在政治、经贸、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制定规划，会后通过具体《行动计划》予以落实。2006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把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提升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层次。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加强了双方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此外，中非还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诸多功能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互动进程，增加了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一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