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艾敦: 政府应该做好中非交流间的协调人

自2006年起，博艾敦（Adams Bodomo）来自加纳的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副教授、非洲研究课程统筹主任开始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和非洲社区。
　　据他调研，目前大概有超过100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而非洲人在中国只有约25万人，其中仅在广州就有10万人，其他非洲人散落在义乌、上海、北京、香港、澳门等地。
　　在广州的非洲人以西非人为主，其中尼日利亚人为最多。在义乌，大部分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比如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埃及、突尼斯、苏丹和阿尔及利亚；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黑非洲人来到义乌。北京，以各非洲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人员为多。杭州还有一定数量的非洲学生聚集。
　　问：你在调研中是否发现在中非贸易中，有些由文化导致的问题在影响贸易的顺利进行？
　　博艾敦：确实有不少语言和文化障碍存在。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到过，非洲人和中国人在寻找各种办法来克服纯粹的语言障碍，其中包括非洲人学习中文和中国人学习非洲英语、非洲法语，还有非洲土语和洋泾浜英语，甚至是利用计算器来砍价—我把这种方式叫“计算器交流”。
　　文化差异要克服起来有些困难。非洲人和中国人的日常沟通风格很不同。比如，非洲人的中国邻居经常抱怨非洲人讲话声音太大而且听起来非常“冲”，但这是误解，当非洲人用他们最大音量说话时并不意味着下一刻他们就要去攻击说话对象。非洲人有时候抱怨中国人在公共汽车和公共场合总是避免和他们靠得太近，认为这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歧视，但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误会。
　　若想克服这些文化上的沟通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交流互动，一些人会说要加强“融合”，但我对这个词很是怀疑，我觉得用“交流互动”更为合适。
　　你曾提到义乌很有可能超过广州成为更适宜非洲人居住和经商的城市。为什么呢？
　　博艾敦：我认为如果广州的治安官员不停止对非洲人的侵犯和不友好（势必会导致这一趋势），义乌这个城市对非洲人相对而言有着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长期看来，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将更多被义乌这个城市所吸引。
　　的确，贸易和商业已经在加深中非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我明年2月即将出版的著作《非洲人在中国》中，我做了一个关于非洲商人在义乌与中国人合伙开工厂的案例研究，我看到融合正在发生：非洲人和中国人一起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超越商业之上，中国人与非洲人有了更深层的文化和生活融合，比如中非婚姻，中非融合的音乐、食物，甚至融合出新的洋泾浜语言（pidgins）。
　　问：什么是中非洋泾浜语言？
　　博艾敦：中非洋泾浜并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语言，尚在发展之中。它是一种融合了非洲英语和中文、非洲法语和中文，甚至非洲土语和中文的语言。在中非贸易聚集的市场上，你能够听到以下的短语和句子：“My friend, duoshao qian...”（英语：“我的朋友，多少钱”），或者“Mon ami, ceci la, duoshao qian...”（法语：“我的朋友，多少钱”）。你还能听到在非洲人（没有中国人在场时）用同一种非洲土语交流时会掺杂进中文词汇。所以你能听到两个非洲人用伊布文、尼日利亚的豪撒语或是斯华西里语在交谈时，突然蹦出来一些中文词或是表达方式。我所谓的“计算器交流”也是中非洋泾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在中国做小生意人的非洲人，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诉求？
　　博艾敦：随着中国人和非洲人更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会形成更多共识；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从法律框架的角度来为中非贸易和非洲人入境提供便利，会带来更多的改善。中非贸易间的新趋势主要是经济上的合伙日益增多。
　　现在非洲人要想在中国做生意条件还是非常苛刻。比如，非洲人要想拿到经营许可通常比中国人难很多，即便你是要开一个非洲当地风味的馆子来接待非洲当地人。我们还需要一个被公平对待的平台。
　　普通的中国人和非洲人可以和谐相处，但一些地方的低阶官员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问：在中国的非洲人想融入中国人的社区，还是更愿意待在自己的社区里呢？
　　博艾敦：旅居中国的大部分非洲人并没有努力要融入中国人社区的强烈想法，当然少部分与中国人通婚的非洲人会更努力些。通常他们满足于基本层面的商业和跨文化沟通，并不试图完全被中国文化和家庭给融合。再加上，非洲人也没办法直接变成中国公民，在中国的非洲人也就没有理由做太多的尝试去融入。他们只希望住在中国不被打扰，在像市场或办公室这样的公共场合与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互动就够了。
　　问：在你看来，哪类机构或人能够充当非洲旅居人群与中国本地居民之间的协调人呢？
　　博艾敦：首先是政府。2012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非洲的中国移民/在中国的非洲移民这个论题已经被放入了议程。以往在中非领导会面的时候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题。媒体的角色也同样关键，我看过中央电视台一个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节目，拍得不错，但看起来非洲人在中国这个话题中央电视台和其它中国电视台并不去碰。
　　不过我想，非洲人应该成为改善关系的表率。这方面，广州的非洲民间组织做得很棒，他们设法根除社区中的坏分子，对在中国做违法事情的非洲人从不姑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违法的非洲人正在败坏非洲和在中国非洲人群体的名声和形象。他们还建立起中非商会来保护非洲人的利益。也许未来他们可以在广州、义乌搞起中非联合商会。
　　问：在非洲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如何？
　　博艾敦：在中国的非洲人与中国人互动更多，而在非洲的中国人与非洲当地人的互动相对少。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城效应”所引起的，跟其它国家的海外移民相比，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更倾向于建立并待在自己的社区里。在中国的非洲人则经常把自己视为中非交流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