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非洲代价越来越高

河北省衡水市的阜城县一直以来都以“出口工人”闻名。当地很多三四十岁的劳力都去非洲打工，用他们的话说，是去非洲淘金子。李玉民便是他们中的一员。5年前，他通过一家中介公司办理了劳务输出的手续，和同乡一起走进了非洲。其间，他去过几个非洲国家，换了好几个“老板”，干的活却都是修路、盖房。最近，回老家过年的李玉民还没动身再入非洲，因为前几天电视里一直在播出中国工人在苏丹被劫持的相关报道，他的老婆孩子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回非洲了，理由是那边不太平，再也不能让他拿命换钱了。
　　“拿命换钱”虽然是夸张的说法，却让每一个经历过生死劫难的非洲打工者感同身受。李玉民告诉记者，非洲那边地广国家多，形势非常复杂，中国工人遭绑架事件在非洲很多国家都发生过。
　　经过在苏丹的大量调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洲问题专家查道炯也指出，中国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往往是传统部落的影响力高于政府机构的国家和地区。而部落之间、部落与政府之间充满着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外资工程建设项目，无论是援建还是投资，都很容易变成当地各种派系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然，这种状况，不只在苏丹，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极为普遍。
　　中国工人涌入非洲
　　1月28日新年伊始，在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非洲联盟峰会的同时，突然传出29名中国工人遭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的消息。
　　1月31日上午，埃及西奈地区的贝都因人在24名中国工人和1名翻译乘车返回某中国公司承包水泥厂建设项目工地途中将他们扣留，以此要求埃及政府释放其被关押的家人。
　　对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两起中国员工非洲遇袭事件，很多外媒称，这是中国“走出去”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人命关天，如此代价未免太大。
　　根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有2000多家中国公司和超过100万中国员工散布在非洲各国。在很多西方国家早早地以国家机器为主体，以军队为依托，对非洲“新世界”进行“开拓”后，中国小心翼翼地走进非洲，打头阵的大多是企业，站在最前沿的是工人和商贩。
　　在这一阶段，在非洲的中国工人和侨民大都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建筑、工矿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有媒体报道称，如果你的航班在迪拜或多哈（中非航线中东主要转机点）转机前往非洲，就会发现，无论何时到达都会遇到大量中国面孔。工人模样的成群蜷缩在座椅上甚至地面上休息，而商贾模样的则拿着智能手机不停地查阅信息，他们通常在中东逗留几个小时之后，就散落在你可能从未听过名称的非洲角落。
　　但是，正像中国工人李玉民说的那样，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复杂，不但发展速度存在严重差异，而且很多国家都时有战乱发生。比如现在发生绑架中国工人事件的苏丹就存在南北苏丹各自独立划界之争，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政局尚不稳定，在刚刚经历战乱把前政府赶下台的利比亚，支持卡扎菲的武装又卷土重来……所有上述种种乱局，不能都让中国工人和企业付出代价。因此，中国人走进非洲，从思想、文化到各种外交、安全保护等等措施都需要跟上来。
　　绑架并非针对中国
　　苏丹、埃及绑架事件发生之后，西方媒体多次特意点出被绑架的全是中国人，许多人也认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风险系数提高了。
　　原商务部援外司司长王成安不认同“系数”一说，他表示：“系数是严格计算出来的，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事件就随机变动，事实上也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在非投资的风险系数’。”王成安在非洲工作12年，到过近50个国家，足迹遍及整个非洲大陆。王成安强调说：“大家不要跟随外媒夸大事实，苏丹、埃及的恶性事件不会影响中非合作的大趋势。”
　　绑架事件并非针对中国，事实上，在非洲的绑架案件中，其他国家被绑架者也不在少数。以尼日利亚为例，自2006年以来，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涌动“绑架潮”。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超过400名外籍船员及石油工人在这一地区遭绑架。许多在非洲国家从事过工程项目经营的外资公司都经历过其员工被无辜绑架的事件。
　　为什么中国员工容易成为绑架劫持的目标？王成安解释说，西方公司在援助非洲方面大多注重能力建设等软实力建设，很少从事基础建设，即便一些公司在当地有建设项目，大多也是通过项目招标，转而承包给第三方，因此，人们在非洲看不到多少西方员工的身影。相比之下，中国央企的在非业务中，海外承包工程业务比重最大。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央企在海外承包了大量基础设施工程，派出的工作人员多且集中，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员工遇袭的风险。
　　事在人为 规避无妄之灾
　　苏丹、埃及发生的劫持事件，不是中国公司第一次遭遇危险，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突发性绑架事件，除了组织力量营救，没有别的选项。就在中国员工被劫持的前几天，1月25日，美军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第六小分队成功解救了在索马里遭绑架的美国人质杰西卡·布坎南。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保护本国海外公民的任务都十分艰巨，尤其是在高危地区。
　　查道炯认为：“做好自己在项目进入和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细节工作，才是要务。” 就目前来看，大部分企业都缺乏预防事件发生和进行危机处理的标准行动流程，尤其是一线负责人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和能力亟须提高。
　　风险评估仅凭某些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查道炯指出，保护中国工人的第一要务，是必须跳出根据政府间关系来进行某个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估的思维。与中国政府间的官方关系再密切，也改变不了一个非洲国家的中央政府在为一个外资工程运营提供有效保护方面力不从心的现实。决定是否参与某个项目，不论是中方投资、合资、承建第三方投资，还是政府间援助，必须先搞清楚项目所在地的政治和人文地理情况，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国家层面或者对方中央政府的承诺上。落实纸面承诺的主体是政府官员，在很多非洲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和主要职员多是社会精英，优先捍卫的都是自己的政权、政绩而不是外国工人的权益。
　　王成安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的防控意识还很不足。政治风险保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险种，它主要针对一些不利的政府行为或者政治暴力造成的影响，向企业提供财务保护。目前，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建筑企业、石油企业、房地产企业和矿产企业受政治风险影响的可能性最大。企业在海外投资或承担海外工程前就应对当地政治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对于政治风险较高的项目，企业需要投保以转嫁风险，减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