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中非经贸合作新智慧，推动中非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湖南大学副校长谢赤主持论坛开幕式，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中国驻卢旺达大使王雪坤、湖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球、湖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分别致辞。本次论坛由主旨论坛和专题论坛两个板块构成，其中专题论坛设为“中非经贸区域深度合作”“中非经贸领域深度合作”“企业家圆桌对话”三个板块。现摘编与会专家相关发言，以飨读者。

 

　　中非经贸区域深度合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研究员作了题为“进一步促进中非经贸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表示在百年变局和全球疫情交织的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展现出强有力的韧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民营企业是对非经贸合作市场主体中的重要力量，但仍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位置；二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工程的竞争加剧，缺乏长期运营支撑的粗放模式成为突出短板；三是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开发深度不足，社会形象亟需提升；四是中国对非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对非出口以消费品为主、农产品进口路径不畅通，不利于中非经贸可持续发展。根据以上问题，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强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市场导向；二是提升中非基建合作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水平；三是加强引导中国对非投资的深度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破解中非贸易不平衡的结构性难题，维持中非贸易可持续发展大局。最后，他提出湖南省应充分发挥好博览会和先行区两个平台的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中非贸易新业态发展，引领和带动全国对非经贸合作发展，服务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作了题为“政治强、经贸强、人文深：谈谈中国地方对非合作的浙江模式”的主旨发言。他表示，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形成了省一级的对非合作特色。湖南近些年对非合作表现突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贸领域是浙江对非合作重点，近些年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一是“政治强”，浙江省高度重视国家战略部署，为服务中非合作打造包括要素保障、安全保障、智库保障、宣传保障等在内的六大政府保障机制；二是“经贸实”，浙江省对非经贸合作以效益为导向，积极发挥民营企业主力军的作用，推动浙江对非经贸合作走向基于市场互利原则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三是“人文深”，浙江对非合作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并积极发挥文化产业对中非合作的推动力量。他认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是鱼塘、鱼和水的关系，鱼要成长需要鱼塘却也离不开水的滋养。基于此，他对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利用湖南省的优势加强专业性、领域性、国别性的研究，重视案例分析，挖掘非洲大陆的“湖南故事”；二是突出湖南省对非合作的特色，加大与非洲国家媒体和智库的合作，夯实湖南对非民间合作的“人文底盘”；三是重视引进非洲研究的人力资源，推动非洲领域智库的双向互建，加强对非研究领域的“硬投入”。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作了题为“疫情后东非之角经贸展望”的主旨发言。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东非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疫情本身对当地社会造成了生命损失和重大的心理影响，疫情防控措施同时消耗了东非国家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全球疫情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向东非。并且，受俄乌冲突影响，国际对非粮食援助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东非许多国家虽然解除了疫情管制，但经济恢复速度较为缓慢。此外，他进一步表示身在吉布提能亲身感受到当地人民期待疫情消退、中国企业大规模重返非洲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东非是非洲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建议中国企业在合理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抓住疫情后非洲经济急需复苏的机会进入东非市场。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秘书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肖皓教授作了题为“不确定条件下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肖皓教授表示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但仍面临影响中非经贸合作“四大”不确定性因素：一是政治关系的不稳定，表现为非洲内部政治动荡以及世界各国对非政治布局转变；二是经济增长的不持续，非洲内循环水平低、外循环接力不够，尚未进入稳态的增长路径；三是文化法律政策的不熟悉，非洲国家间文化、法律、政策差异较大且我国对非洲国别层面的研究不足；四是大国博弈影响的脆弱性、大国角力的直接冲击以及国际冲突外溢的被动冲击给中非供应链合作带来极大的压力。为破解中非经贸面临的不确定性难题，他认为，应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视角出发，遵循“以合作共赢为前提，结合比较优势，降低中非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的基本逻辑，重点从中非双边政治关系、对非援助、农业与数字经济合作等方面寻求中非经贸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促进研究会会长徐湘平作了题为“湖南对非经贸合作整体情况及未来的方向”的主旨发言。他表示，目前已有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自贸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易货贸易试点、对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等五项国家举措落户湖南，中非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中非经贸仲裁中心等两项国家举措即将落户湖南；湖南对非经贸合作已有显著成效，概括为“推进体系基本形成，核心区建设初具规模，对外经贸高速增长，对非物流体系加速构建，市场化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湖南对非贸易投资近年来实现倍增，跃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一，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新时代，特别是在当今国际环境十分复杂的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合作问题的研究任务十分艰巨，根据《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专项规划》，将在建设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对非经贸促进中心、中非经贸研究交流中心、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非国际物流供应链，以及开展对易货贸易试点等六大重点任务上进行研究突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继森教授作了题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广东实践”的主旨发言。他表示，粤非经贸合作具备五大特色，包括：一是积极拓展在非洲国家建立产业园；二是民营企业唱主角；三是投资行业门类覆盖面广，主要包括轻工业、电力设备、建材、新基建、数字经济、农业等；四是粤非经贸合作具备双向性；五是省市联动。关于粤非经贸合作展望，他表示一要推动广东制造业与非洲工业化融合；二是推动中非合作“减贫惠民工程”，加快广东农业技术向非洲转移；三是推动中非合作“能力提升工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助力非洲跨越式发展。

 

　　浙江工商大学中非经贸研究院院长赵浩兴教授作了题为“对非经贸合作创新发展的浙商案例”的主旨报告。他表示，浙江省是中非合作最活跃的省份之一，现阶段已形成“以高层交往为引领、综合平台为载体、民营经济为主导、数字经济为亮点”的浙非合作模式，呈现出“勇闯天涯赴非早、深入全非覆盖广、工贸农旅产业多、学研产创系统全、专精特优模式新、地方各级参与深”的浙商走进非洲的特点。与此同时，他结合知名浙商企业的相关案例分别从制造基地模式、产业园区模式、本土营销模式、代理销售模式、跨境电商模式以及“授人以渔”模式介绍了浙商走进非洲的典型经验。他认为，当前浙商走进非洲主要面临对非洲市场机与危认知不足、企业产品品牌及服务能力弱、民营企业综合抗风险能力弱、非洲本土运营人才紧缺、商行非洲市场供应链不完整、深耕非洲发展的模式创新弱等挑战，浙商未来应通过“五流整合”的供应链系统化、“OMO融合”的商贸数字化、“社区深耕”的营销本土化、“立体互补”的园区生态化、“双向飞地”的产能互补化等模式创新推动浙非经贸合作。

 

　　中非经贸领域深度合作

 

　　中国非洲研究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研究员作了题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挑战与前景分析”的主旨发言。姚桂梅研究员认为，中非经贸合作在尽显成效与韧性的同时，也面临非洲国家政局动荡和政策多变等风险。在对非合作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大国在非竞争持续升温，中国对非合作依旧存在结构性问题。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挑战并不能改变中非深化合作的内在动力，反而凸显了非洲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和加快转型升级。基于此，她分别在政府、企业层面提出了助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政府层面主要包括向民生工程倾斜、向非洲新能源及储能等相关产业进军、跻身非洲一体化建设、深化金融合作、统筹合作与安全、继续探索“中非+第三方的合作模式”和营造开放性多维度的对非合作方式等建议。企业层面的建议主要包括需各类服务型机构加盟助力、做好政策解读、强化风险防控、购买海外投资运营保险以及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与建设。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教授作了题为“非洲债券危机及对中非合作的影响”的主旨发言。国际债券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融资的重要渠道，2023－2025年间非洲国家将迎来第一个国际债券的偿债高峰，对于债券危机要有准确的认识。一方面，要区分债务危机和债券危机，并意识到债券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威胁，同时对非洲债务和舆论误导保持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基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行为对于体量小、底子薄的发展中经济体有诸多不确定性，发行欧债这种顺周期的市场化行为放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对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持续性的不利影响。他认为，中国对非经贸合作应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融资环境，具体建议包括：一是认识到国际债券的严重危害，联合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呼吁采取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的措施；二是在国际协调上加强对资金用途的引导，使更多资金用于创造持续收益的生产性项目；三是鼓励发行货币的多元化，有效分散汇率风险；四是完善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评级机制与市场预警模型。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秘书长张振克教授作了题为“中非经贸合作企业在非洲国家的本土化发展与海外人才队伍建设”的主旨发言。张振克教授提出近年来非洲国家对本土化发展的呼声很高，中国在非国际发展合作竞争加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面临本土化发展及其相关的人力资源不足的挑战。中非经贸合作企业——特别是对非投资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企业对非洲国家发展现状的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偏见、其他国家企业在非洲的同质化产品竞争加剧等问题。他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本土化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人力资源问题，并就海外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要立足现实、面向长远发展，早布局，早规划；二是重视人力资源需求的多样性；三是建立保证人才储备、队伍稳定性的管理制度；四是构建服务中非合作的产业价值链、供应链相关的人才网；五是坚持包容和开放的海外人才队伍建设。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教授作了题为“非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市场化解决途径探析——布雷迪计划的借鉴意义”的主旨发言。她首先从非洲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债权人特征切入，分析了非洲主权债务的主要来源，即国际金融机构、双边政府贷款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债券融资。接着，她提到国际社会当前解决非洲债务问题的举措主要为G20暂缓债务偿付倡议（DSSI）及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其参与方主要是双方官方债权人，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参与双边官方债务的缓债和债务重组，中国也可以探索以市场化方式解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布雷迪计划对解决中国与非洲债务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能否利用布雷迪思路解决与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在债务重组中的协调与指导作用；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版”布雷迪债券的接受度；三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债务重组方案的支持；四是非洲债务国配合程度。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唐丽霞教授作了题为“非洲农业与中非农业合作”的主旨发言。她首先描述并分析了非洲农业与农村现状，指出非洲农业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包括农田灌溉程度低、化肥使用程度不足、良种使用率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非洲国家政府财政支农能力弱。现阶段，以家庭为主的小农农业依然是非洲农业的主体，但逐渐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她认为，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进入新篇章，基于非洲与我国相似的农业特征，中非农业合作逐渐与非洲自身发展相契合，从援助走向全面合作。未来，中非农业合作要聚焦于解决突发性的农业风险与自然灾害、关注非洲不同国家的特殊问题、重视研究非洲国家乡村治理问题，以推进中非农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非民间商会副秘书长王江作了题为“供应链视角下的中非经贸合作”的主旨发言。他认为，非洲供应链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但依旧受到疾病流行、地区冲突、物流阻断、地缘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结合《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2022》内容，针对非洲供应链发展，提出八项意见：一是应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非洲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加快能矿开采和加工的本地化，提高产品附加值；三是提高大陆及次区域基础设施质量，提高域内贸易；四是促进非洲本地制造业发展，尤其是公卫领域；五是在供应链中整合海外和本土企业，形成有力互补；六是优先建设劳动力培训中心，促进更多当地人参与；七是为非洲公司提供多样融资方式，以缩小资金缺口；八是提供更多数字化解决方案，赋能非洲供应链成长。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教授作了题为“加强高校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助力中非经贸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旨发言。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合作持续升级、民生合作全面拓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进一步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走向高质量发展，让中非经贸合作为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提供更多的正能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非洲研究初具规模，形成了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人文交流、资政服务为一体，特色鲜明的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他对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助推中非经贸合作提出三个方面建议：一是区域国别研究应服务国家政策制定，帮助企业掌握海外信息，提高企业生存能力；二是区域国别研究深入解读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帮助企业顺应全球契约，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企业适应能力；三是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国际环境和风险的判断，帮助企业理解国际法律与规则，保护企业海外利益，提高企业应对挑战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湖南省金融学会秘书长许均平作了题为“人民币在非洲使用的思考”主旨发言。他认为，扩大人民币在非洲的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布局，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务实合作，还有利于拓展和巩固我国全球产业链地位。随着中非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人民币在非洲的认可度逐渐提升，跨境人民币支付规模也在迅速增长。总体来看，人民币在非洲使用存在诸多机遇与挑战。具体而言，面临的主要机遇包括：一是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二是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双边合作不断深化；三是中国具有完整产业链优势，中非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四是原有货币体系弊端凸显，全球“去美元化”成为趋势。存在的挑战包括：一是美元霸权依然有制约力；二是非洲大陆营商软环境欠佳；三是非洲对华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四是非洲外汇管制依然严重；五是金融服务有待大力完善。最后，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协调、优化人民币使用环境，夯实市场基础和加强前瞻研究，支持对非人民币跨境使用创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黎文涛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在非的利益风险及应对”的主旨发言。他主要从非洲层面、欧美等西方国家层面以及我国层面三个维度来探讨中国在非的利益风险问题。具体而言，从非洲层面来看，在疫情之前，非洲呈现“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征。而在后疫情时代，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非洲不仅面临粮食能源等短缺问题，还面临着西方援助转移的风险，这些都对非洲整体安全产生巨大影响，而非洲安全形势的恶化也威胁到中国企业与公民在非安全。从我国自身层面来看，中国在非利益风险可用“三多”与“三少”来概括，即“企业多，能源多，项目多；信息少，处置经验少，应对手段少”。基于此，他提出五点建议，包括一是根据非洲的安全威胁源，有针对性地填补中非安全互动的盲区；二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分类施策，精准防控；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实现私人安保、企业联防联控、商会侨团、保险业多层面的联动；四是重视风险咨询与调研，并有相关预案；五是要属地化经营，合法合规经营。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秘书长、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研究院院长洪永红教授作了题为“非洲劳动法律风险及其防范”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在非中国企业面临最多、最重要的法律风险来自劳动法方面。由于非洲各国劳动法与中国劳动法差异较大，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他主要从招工、劳动合同、劳动待遇、工人组织、罢工、关厂和解雇等七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经营容易发生的风险种类及其防范措施。其中，在招工方面，就业者除了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外，法律还规定了政见、残疾、婚姻状况、艾滋病等情形也不能作为就业歧视的理由。在劳动合同方面，应当就合同的签订、中止和解除等做出规定。在劳动待遇方面，不仅要注重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严格保障劳工休息权。在工人组织方面，在工人组织方面，需重视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如南非工场论坛）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在罢工方面，由集体谈判破裂导致并按法律规定的方式，且有组织、有纪律的罢工受法律保护。在关厂以及解雇方面，雇主应谨慎使用权利，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最后他对在非发展的中国企业提出三点建议：善待员工，注意分寸，不忘防范。

 

　　企业家圆桌对话

 

　　在企业家圆桌对话中，中非中小农农业协会主席、南非大学秦效顺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痛点”和“堵点”，并对中国企业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深植非洲市场提出相关建议。

 

　　中非民间商会中非物流工作委员会联席会长、上海格林福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群基于中非物流合作的现状，提出湖南省应重视统筹全国在非海外仓建设，实现产品匹配与当地市场的有效集约经营。

 

　　湖南省工程机械二手设备出口行业联盟秘书长袁振针对当前中非二手工程机械出口中主要存在的价值评估、器械检测、税务负担等关键问题，认为应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和相关试点政策的出台，鼓励相关企业做大做强。

 

　　杭州曦腾科技有限公司CEO、杭州市钱塘区浙非文化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金华月从“人、货、场”三个方面展开，详细阐述了非洲流量红利时代下企业如何快速找到切入点和盈利点，以创造中非长期合作的价值。

 

　　湖南“中与非”国际交流有限公司总裁、高级工程师龚英辅表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中非贸易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运费成本升高、非洲经济下行等，并强调了在华非洲留学生对促进中非贸易有着重要的作用。

 

　　长沙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Kilimall）副总裁陈福平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角度切入，强调在开展对非贸易中，我国企业应重视品牌建设与保护，同时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注重含海外仓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

 

　　广州市喜洋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认为非洲崛起是我们重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应要看到非洲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并表示非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来到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期。把握时代机遇，打造中非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形成更有效率、更加顺畅的中非经济良性互动，推进湘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不仅当下可为，而且未来可期。

 

　　本次论坛由湖南大学、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主办，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南大学商学院、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研究院、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大学民间经贸研究院承办，民建湖南省委会、中非民间商会协办。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